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

George Foxcroft、Jenny Patterson和Mike Dyck（阿尔伯特大学养猪研究与技术中心猪繁殖与发展计划）在曼尼托巴养猪研讨会2010上做了如何通过种猪群三方面的管理来改善养猪生产、节约成本的报告。

简介

第一个主题讨论了影响母猪生产寿命的关键因素，以及改善后备母猪培育的各种措施。在后备母猪的选留和更新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Culbertson，2008）。母猪平均年淘汰率大约50%，每头母猪生命期生产仔猪平均只有30至40头。不仅如此，将近20%的母猪过早淘汰发生在第0胎，这些淘汰当中65%是由于繁殖异常或障碍（Lucia等人，2000；PigChamp，2006；Gill，2007；Engblom等人，2008）。采取管理措施来提高后备母猪的品质，获得最大的生命期生产性能潜力，对于传统生产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后备母猪管理方面哪怕是小幅的改善，都能给生产性能带来可观的提高。为了让种猪群的母猪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潜力，当今的养猪生产者必须一如既往地以专业精神来进行生产管理，并且在管理工作中更加重视细节（Tonsor和Dhuyvetter，2008）。如果能在管理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母猪生命期的优异生产性能是能够实现的。然而，要想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认识到当代母系种猪的重要生理特性，尤其是它们极高的瘦肉增重速度。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如今由于母系育种方面侧重于提高产仔数，造成仔猪出生重不均匀，进而造成生长肥育阶段的体重变异增加（Foxcroft等人，2007年）。出生之后，同窝仔猪增重性能方面的变异大部来源于出生前子宫内的情况（参见Foxcroft和Town，2004），在生长后期以及肥育前期这种变异尤为明显。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按体重对断奶、肥育阶段的仔猪进行重新分群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某些猪或某些窝特有的增重变异的问题。在本篇综述当中，我们进一步讨论，如何通过对出生重和出生后增重速度方面的差异进行管理，针对各窝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同窝内的差异进行管理，以便在短期内实现最大限度的成本节约。本文给出了与生长-肥育阶段生长性能变异相关的管理因素，明确了造成出生重变异的主要原因，阐述了出生前管理与出生后发育之间的联系。我们还将简单介绍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能的生产策略，以及与扩繁场后备母猪和公猪选留、更新相关的跨世代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充分利用优良种公猪来改善种质。种猪群的整体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自然交配或人工授精当中所采用的公猪的繁殖能力（受胎率）以及2）种公猪对于提高终端系后代生产性能的遗传贡献。由于养猪生产中每头公猪要为大量的母猪配种，因此公猪品质差会影响大量母猪的繁殖性能。人工授精（AI）的情况下，一头公猪会影响数千头母猪。尽管我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公猪或所有剂精液的品质都是完全相同的，但相比其它食用动物种类来说，商业性公猪站进行的标准精液分析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当前北美和南美人工授精生产每窝仔猪所需要的精子数量非常大，这也限制了优质种公猪的贡献程度。总的来说，养猪业当中AI的低效率对于全球食用动物市场里的养猪生产者来说都是一大缺陷，本文将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可选方案。

经产和后备母猪的管理

在后备母猪生产性能方面生产者应该制定较高的目标。现实的生产目标应该是，分娩率>86%（猪群最高），总产仔数>12.5，>70%的配种后备母猪分娩到第3窝，无“第二胎低谷”，生命期断奶仔猪数>50头（Sporke，2006）。衡量母猪生产寿命的指标包括转出胎次、转出时在猪群的服役天数、生命期分娩仔猪数或断奶仔猪数、转出率、淘汰率、更新率以及胎次分布。母猪生产寿命的遗传力最多也只是中等（Stalder等人，2007）。因此，提高母猪生产寿命必须通过其它途径来实现。

从生产胎数的角度来看，初配日龄比较早的母猪生产寿命最高。初配日龄>10个月的母猪效率较低，生命期活产仔数较低，更早被淘汰，生命期经济回报较差（Culbertson和Mabry，1995）。典型地，低胎次（从3.1胎至4.6胎）母猪转出的情况大部分是计划外的，主要由于繁殖障碍；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于跛行和/或运动问题（Engblom等人，2008）。

与生产寿命相关的关键风险因素

在种猪群当中，提高母猪生产寿命，保障猪群结构稳定，以及提高母猪生命期生产性能，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而这些问题在后备母猪育成单元（GDU）里最容易解决，持续为种猪群提供优质的后备母猪（在后备母猪更新管理方面采用“推”的理念）。然而，这方面有两个关键风险因素，这两个因素如果不能通过适宜的GDU管理加以解决，将会对母猪生命期生产性能以及整体利润造成不良影响。

1. 以生命期繁殖潜力最大化为目标来选留后备母猪，以及
2. 体况与性成熟方面管理不当

以生命期繁殖潜力最大化为目标来选留后备母猪。

母猪留用以及猪群胎次结构基准生产水平方面研究显示，86%的选留后备母猪应该至少分娩一胎，在后续每个胎次中转出、淘汰的比例不应超过10%，大约70%的母猪应该能够分娩三胎（Kummer，2008）。Kummer（2005）的研究显示，这个目标是可实现的。在大草原养猪中心的一项合作研究（Patterson等人，2008）当中，经过挑选的后备母猪和未经挑选的后备母猪分别有60%和50%分娩了三窝仔猪（图 1）。

未经挑选的后备母猪从种猪群转出的比例高于经过挑选的后备母猪（分别为17.8%和14.3%），留用率曲线斜率也反映出这一点。Culbertson（2008）报导，第三胎之后，总体留用率就会提高，这和那种观点相一致，即造成更新率过高的原因在于青年母猪留用的问题。显然，从后备母猪转入到第三胎分娩这段时间是一个有待提高的关键阶段，要特别把重点放在那些从未分娩一窝仔猪、整个生命期100%无产出的后备母猪上。

体况与性成熟方面管理不当

初选以及转入种猪群时体况不佳的母猪一般来说都达不到较高的胎次（Close和Cole, 2001）。试验数据和成本/效益分析明确显示，成本效益最高的策略是根据体重（135至150kg）和发情次数（第2或第3个情期）来配种。仅仅根据日龄进行配种决策据是不适宜、不足够的。例如，图 1显示了一项研究的数据，根据这项研究，对平均140日龄的同栏后备母猪进行40天的公猪刺激，而同栏母猪初情期日龄的差异竟然高达60天，到达初情的体重差异达75kg，如果满足目标初配体重的话，那么后备母猪经历的情期从第1次发情到第6次发情都有。Kummer（2005）报导，对于生长速度快的后备母猪，按照相近的体重、较小的日龄配种并不会对三胎当中的生产性能产生影响。根据Williams等人（2005）报导，初配体重低于135kg的后备母猪三胎总产仔数低于初配体重高于135kg的后备母猪。然而，在135和170kg的后备母猪之间，随着初配体重增加，总产仔数也不会再提高，说明在更高的体重进行初配也不会对生产性能有更多提高。事实上，两个独立的研究（Williams等人，200；Amaral Filha等人，2009）都显示，初配体重高于170kg的后备母猪反而到达第三胎之前因跛行被淘汰的比例更高。

为了达到配种体重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开始公猪刺激时，或在初情期，对后备母猪进行称重，这是高效GDU管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措施。在GDU一定要使用体重秤，或者可以采用简单高效的后备母猪‘体重带’方法。这种体重带的工作原理是，体型生长曲线显示，胸围与体重之间存在高度相关（Pasternak等人，200；图 2）。这种测量能够改善后备母猪管理，提高母猪的生命期生产性能。

配种时的生理年龄（经历过的情期数）比自然年龄更重要。尽早给后备母猪提供公猪刺激，这样可以起到提高后备母猪第2、第3情期配种的比例。一般来讲，初配情期从第1次延迟到第2次，头胎窝产仔数可增加0.7头。相比之下，从第2延迟到第3情期，窝产仔数只能增加0.2头，但额外增加的成本却一样多。因此，在追求最佳配种体重的过程中，情期延迟不宜超过第3情期。即将配种的后备母猪的物理转移仍然是个大问题。这会造成自主采食量降低（这样就起不到非常重要的营养催情效果，后者会提高排卵率和头胎窝产仔数），而且会给后备母猪造成社群应激，这也会影响受胎率。

断奶母猪管理

在断奶后的母猪当中，泌乳分解代谢，- 哺乳的主要抑制效应，- 和繁殖性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在过去，断奶至发情时间间隔（WEI）据报会受泌乳期缩短、断奶仔猪头数、季节、营养和管理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当今管理良好的种猪场，将近90%的母猪都可在断奶后3至5天内检测到发情，而且这些母猪的妊娠率高达90%以上（见表 1）。

在最近对初产母猪进行的一个研究当中，即便在经历了试验条件下人为安排的限饲阶段（泌乳期最后一周降低饲料供应50%）之后，WEI也仅仅受到了微弱的影响，而排卵率和妊娠29天胚胎存活率均未受影响（表 1）。然而，经过限饲的母猪胚胎重量较低。总体上，我们最近的研究显示，尽管现代的头胎母猪断奶后一致可以迅速投入配种，但排卵前新发卵泡的质量较差，这可能会影响仔猪头数和质量。

当代断奶母猪管理的可选方案

先前报导跳过一次发情再配种在低胎次母猪当中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Clowes等人，1994），在生产中可以考虑采用这个措施。另外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评估通过口服孕激素来延迟断奶后发情，以及断奶时使用PG600对当代母系品种的作用。然而，在考虑应用任何这样的技术的时候，都应该在提高妊娠率和减少非生产天数之间进行权衡，根据成本效益分析来进行决策，要在断奶后延迟发情、非生产天数增加造成的成本增加与仔猪头数、质量的提高带来的好处之间进行比较。

出生前管理对养猪生产效率的影响

有研究对大型核心种猪群已有的表现型数据（Smit 2007）以及典型商业性母猪群的窝仔个体数据（Patterson等人，2008）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便找出胎次间出生重变异的来源。在这些群体当中，出生窝重和平均窝重下的胎次间变异在窝产仔数最多的窝（总产仔数>15）中一致较低，其它研究中也发现高产母猪存在类似情况（Foxcroft等人，2007）。

这说明，窝产仔数>15的窝中的仔猪大部分出生重较低，因为在较高出生重（1.6至2.0kg）下，子宫所能承担的极限就是15个胚胎。在另一个极端上，窝产仔数<10头的情况下，平均出生重低应该不是因为子宫容量限制，除非是排卵过多结合着床期胚胎存活率高造成严重的胎盘发育障碍。

从图 3可以看出，总产仔数10至15头的各窝中，平均出生窝重的变异很大，窝重与窝产仔数相互独立，这一点证实了Smit（2007）早先的报导。

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均出生窝重低与子宫内生长受阻（IUGR）有关，与妊娠早期子宫内过度拥挤，对胎盘发育造成影响有关。科研人员对这种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对图 3中显示的各窝仔猪当中的一部分窝次的死产仔猪进行了剖检，并在这些窝次分娩后立即估算了平均胎盘重量。发现在平均出生窝重和胎盘鲜重之间，以及平均初生窝重和器官重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个结果与上述认为平均出生窝重低与子宫内生长受阻（IUGR）、妊娠早期子宫内过度拥挤对胎盘发育造成影响有关的观点相一致。

Patterson等人（2008）报导，2至3胎和4至6胎母猪当中高排卵率非常流行，妊娠30天平均15.7和17.3个胚胎，这些数据符合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的假设前提，‘在当代商业性种猪群当中，出生前胚胎损失的动态变化限制了胎盘发育，并间接造成了IUGR，而IUGR是造成出生重低的典型原因。

窝仔表型现象的可重复性

假如养猪业想通过对出生窝重的差异进行管理来优化生长肥育阶段的生产效率、改善营销策略，那么这种G×E（遗传×环境）的互作就成了关键的问题。Knol等人（2010）最近在Banff养猪研讨会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图 3显示了不同窝产仔数的母猪的平均出生窝重。

按窝产仔数校正的平均出生窝重最高的那头母猪产过四窝仔猪，该母猪的四窝仔猪数据用折线连接如图所示。这些数据说明，有些母猪能够重复地生产出很多的、很重的仔猪。

我们猜想，这头母猪已经不经意地在它的表现型上实现了子宫容量与子宫内发育的胚胎数之间的理想平衡。在不久的将来，利用最近才出现的SNIP（单核苷酸多态性）芯片技术，将有可能把这个明显的、最佳的表现型与这种复杂的、多基因的性状的基因组标记联系起来。长期来看，这将提高传统遗传选育程序在多产性能和仔猪质量方向上的育种效率。

同样地，在图 3当中，有一头产过七窝仔猪的母猪被确定出来，作为平均出生窝重最低的代表。同样地，这种初生窝重低的表现型看来也是可以预期的。在美国与联合JBS进行的一项大型合作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初步结果，有证据显示，在低出生窝重的表现型上存在60%的可重复性（Joel Spencer和Miranda Smit,私人通信）。假如从上一窝的数据就能预测母猪这一窝的出生窝重，那么就有机会以一种高成本效益的方式来改进断奶和生长-肥育阶段的流程管理。

隔离生产系统的影响

随着集约化养猪生产系统的不断演变，隔离管理系统的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Moore（2005）在综述中所说，按胎次隔离管理系统的起源有多种，最初是为了改进后备母猪和头胎母猪的管理。后来，隔离系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根据不同亚群体对疾病的易感性来进行分离。

不仅如此，Deen （2005）还探讨了仔猪低出生重方面风险因素。本来，后备母猪分娩的窝次当中出生重低的比例就比较高。然而，胎次较高的高产母猪这方面的风险显然更大，它们的仔猪遭遇出生前逆境的可能性更大。发育受限将会造成平均出生窝重降低，但至少可以在断奶阶段和生长肥育阶段将这些母猪生产的仔猪安排到隔离系统当中。

有理由相信，在产房、保育舍对这些后裔进行隔离管理将会带来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通过育种程序来扩大AI公猪的影响

公猪受胎率评估方面的改进带来的战略利益

之所以说优秀种公猪在提高养猪业效率方面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改善，主要出于下列三点基本的假设：

1. 使用受胎率低下的公猪或低质量的精液会降低生产效率
2. 使用背景不明的公猪的混合精液会使后裔父系的遗传价值不确定。
3. 每窝分娩消耗的精子数过多（当前实践中大约为90亿以上），从而需要大量公猪用于精液生产，降低了优秀的公猪对行业种质改良的贡献，相比之下，肉牛和奶牛业当中种公牛的数量要少得多。

在标准生产记录当中，衡量公猪生产性能的终极指标是妊娠率和窝产仔数。然而，这些都是公猪繁殖力的回顾性指标，而且受配种管理以及后备和经产母猪本身质量的影响很大（Colenbrander等人，2003）。公猪站的经理们现在已经开始接受一套彻底的公猪体检以及常规精液评估（浓度、形态、活力）规程，这些可以作为实际繁殖力数据的替代（Gibson, 1989）。

尽管这些评估可以检测出生殖力低下或无生殖力的公猪，但它们不能鉴定出公猪在精液和射精量能否达到行业普遍接受的标准（Ruiz-Sanchez等人，2006）。然而，当前大部分商业性人工授精中心所采用的‘可用精液预测指标’的确针对公猪个体的相对繁殖力提供了一套保守的估算。商业性人工授精实践当中采用大剂量精子，以及来自不同公猪的精液混在一起的做法，这些方法掩蔽了某些公猪在繁殖力方面的缺陷，而假如减少精子剂量，或仅采用单个公猪的精液，那么这些缺陷可能就会暴露出来。

正如其它综述中讨论过的，养猪业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遗传品质最佳的公猪的作用，那么每头公猪配种的母猪头数就必须最大化（Gerrits等人，2005）。人工授精技术方面的改进，包括宫颈后授精（Watson和Behan, 2002）和子宫深部授精（Vazquez等人，2005），有助于降低每次授精使用的精子数。还可以进一步与控制排卵技术结合，实行单次定时授精规程（Baer和Bilkei, 2004; Cassar等人，2005），这也能显著提高优秀种公猪的利用率。

必须找到评估公猪相对繁殖力的有效指标，这样才能把繁殖力较低的公猪从商业性公猪站淘汰出去。反过来这还能降低每剂精子数，优化可靠的、高繁殖力、高遗传指数的优秀公猪的利用。

在核心群的层次上，这将增加优秀公猪每次采精生产出来的后裔头数，从而提高选择强度。在终端系生产方面，这将充分发挥高遗传指数的公猪的价值，改善后裔在增重、饲料转化效率以及胴体品质方面的性状，从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即便在种质使用权方面需要付出同样的成本，但从遗传性能优异的公猪购买的总剂量要求更少，生产者能够从后裔生长-肥育性能的提高和胴体品质的改善方面获得良好的回报。

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些生产策略，关键是一定要在降低每剂或每次授精精子数的前提下，在这种更严苛的条件下识别出繁殖力相对较低的公猪。在要求更高的条件下，‘可用精液’的定义本身也会随之改变。

公猪精液评估的方法

人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试图找到一种单一的试验或一组试验，可以从一个精液样本精确预测雄性的繁殖力（Amann，1989）。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看来很复杂，不存在简单答案（Rodriguez-Martinez, 2003）。Braundmeier和Miller（2001）做过一篇综述，对雄性繁殖力评估的功能试验和分子学试验进行了总结。在这篇综述中他们描述了两种影响繁殖力的精子性状。

• 可代偿性状为可以通过增加每剂授精精子数来弥补的性状。精子活力和形态学方面的问题会降低到达卵子的精子的数目，但通过增加精子的总量可以降低繁殖力方面的影响。



• 不可代偿性状为那些不能够通过增加每剂授精精子数来弥补的性状。这些缺陷会影响授精过程和胚胎发育，包括核液泡、精子染色体结构以及不影响运动的形态学问题。

因此，要想有效地预测繁殖力，一定要区别对待可代偿性状和不可代偿性状。反之，如果在每剂大量精子数的情况下（例如30亿个精子）对公猪繁殖力进行评估，又会掩蔽可代偿性状的缺陷，并且让养猪业无法发现可用于更严格的AI条件的公猪。

表 2显示了Ruiz-Sanchez等人（2006）的数据，数据说明，在射精精液满足常规行业标准（活力>70%，异常精子<30%）的情况下，现有分析方法不足以预测健康公猪的相对繁殖力，这个结论与Flowers 1997）和Alm等人（2006）的结论吻合。随着每剂精子数减少（<25亿），相对繁殖力方面的差异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Tardif等人，1999； Watson和Behan, 2002；Ardon等人，2003），这与Ruiz-Sanchez等人（2006）的研究不谋而合。

人们已经研究过评估精液品质和公猪繁殖力的许多其它可能方式（参考Foxcroft等人的综述，2008），这些方式可能最终能够简化评估过程，而在如何改进养猪业人工授精技术方面也有了足够的信息。

商业性公猪站的公猪相对繁殖力方面存在差异的证据

混合精液剂量的做法在商业性公猪站几乎是普遍采用的，这种做法严重限制了生产层面上公猪相对繁殖力数据的收集工作。然而，有限的数据持续显示，当前公猪群的相对繁殖力存在很大范围的变异。事实上，由于缺乏评定公猪相对繁殖力的例行规程，所以在核心群水平上无法根据相对繁殖力对公猪进行有效选择，因此可以预计，公猪的生殖力性状应该是呈正态分布的。

最近关于种猪群整体性能的讨论（Billy Flowers，个人通讯）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认为人工授精技术方面的局限可能导致整个行业持续地低估了当代商业性母系种猪现有生产性能。所有这些观点在最近从扩繁场获得的单父本配种数据当中都得到了证实（图 4）。

这些结果说明，前三分之二的公猪生产性能非常高，平均可获得13头以上的窝产仔数，凭这样的繁殖力可实现很高的种猪群生产性能目标。然而，当后三分之一的公猪被加进来之后，整体窝产仔数减少了1头多。这里反映出来的20至30%公猪性能相对较差的情况与表 2中列出的更广泛的数据相一致。

此外，假如图 4中总产仔数超过14头的那三头公猪的遗传品质的确比较高的话，那么通过更高效的人工授精技术就可以更大范围地在母猪群里发挥这些‘精英’公猪的优势。然而，在当前的人工授精实践情况下，公猪生产力方面的这些明显变异及其与已知后裔的遗传关系都被混合精液和每剂高精子数的做法掩蔽了。

通过混合精液来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

在最近一项初步研究当中，我们评估了两头公猪的性能，这两头公猪的例行检查结果都满足我们对精液品质的要求（精子活力大于80%，异常精子<15%）。这两头公猪参与了多个试验，给不同处理组的后备和经产母猪进行人工授精，采用混合精液、大量精子的方式，以便消除‘公猪效应’。这两头公猪在这些试验里都实现了良好的繁殖力记录。

作为将来的一项同源精液（来自同一头单一公猪的精液）授精研究的准备工作，我们采用混合精液和同源精液两种方法对这两头公猪（蓝色和红色）的生产性能进行了评估。在所有情况下，总精子数都用的是20亿/剂。如表 3所示，两头公猪不论在同源精液还是在混合精液的情况下生产性能都很好。然而，这两头公猪在妊娠30天总胚胎数上却存在2.5个的差异，这要么是因为授精率存在差异，要么是因为该阶段胚胎存活率上存在差异，或二者均有，而采用混合精液的情况下，繁殖力最强（蓝色）公猪的优异性能被掩蔽了。

总体来看，如果通过采用同源精液人工授精策略，让蓝色公猪充分发挥其遗传潜力，就能够提高总产仔数。我们估计，图 4中显示的数据也存在这种情况，最优秀的公猪由于混合精液的做法而被‘平均化’了。

仅从优化种猪群生产性能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转向单公猪AI程序。最佳的公猪将能够发挥出真正的潜力，而且猪群整体生产性能看来也能提高。此外，那一小部分繁殖力非常差的公猪可以被很快发现并淘汰出商业生产。将来，在表现型和基因组方面开发出可以预测公猪遗传力的标记方式是可以实现的，到那时就可以在投入商业性AI生产之前就识别并淘汰劣质公猪。

不过，上文数据显示，通过采用单公猪授精策略，并对公猪进行理性生产性能评估，现在就可以实现改进。

通过定时人工授精技术来优化配种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将来人工授精技术发展方向是，采用高遗传价值、在‘低精子条件’下繁殖力仍然可靠的公猪个体的同源精液，在‘低精子条件’下进行授精。如同其它家畜种类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用单一定时人工授精程序。Brüssow等人（2009）的综述里总结了大量关于激素诱导母猪同期排卵的数据。

这方面还有一个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在当代管理良好的种猪群的商业性母猪当中，断奶至发情时间间隔的变异越来越小，甚至对断奶时实施的eCG处理都没有反应（Patterson等人，2009）。因此，已有报导显示，只要一剂pLH（猪促黄体素）（Zak等人，2009）或GnRH（促性腺素释放激素）（Johnson等人，2009），即可成功诱导母猪断奶后定时排卵（见表 4）。

对于无法通过断奶后定时使用pLH或GnRH诱导同期发情的情况，可以断奶时先使用一剂eCG，然后再诱导排卵，这样也能获得可以接受的结果（Cassar等人，2005）。不过，单剂GnRH/pLH的处理的结果是非常可靠的，如表 4所示。

这些结果以及其它研究得出的结果说明，在管理良好的种猪场里，定时一次性人工授精是可以做到的。繁殖力可靠的优秀种公猪，宫颈后输精管，以及低剂量精液，这些技术结合使用，将使养猪业能够充分利用精英公猪的遗传价值，就象在其它畜种中那样。

改进人工授精技术的好处总结

区分商业性人工授精生产中不同公猪的相对繁殖力，以及转向单公猪人工授精程序，这些技术看来能够给养猪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这样还能及早发现繁殖力较差的公猪，及早淘汰。这样的人工授精公猪在低剂量精液的情况下仍能获得很高生产性能，这样的话养猪业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以及新出现的人工授精技术，例如宫颈后授精，以及单次、定时授精。

不仅如此，这些改变不会造成每年每头母猪产仔头数方面的任何损失。而另一方面，优秀公猪的遗传种质可以应用到更广的范围，给更多的母猪配种，使终端系后代的生产性能显著提高，而对于愿意实施这些能够提高养猪业总体生产效率和财务表现的改进措施的育种公司和商业性公猪站，他们收到的种猪使用费却不会变化（甚至会增加）。

总结

在管理良好的猪场当中，上述三个方面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降低生产成本的效果。在母猪管理方面，主要重点应该放在更新后备母猪的选留上，选择生产寿命最长的母猪，以便分摊掉更新成本以及这些母猪的种质使用权方面的成本。现代母猪断奶管理方面的策略应根据本猪场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来确定。

一般地，良好的管理下母猪可实现断奶后迅速、同步发情，这样就有助于实施改进的人工授精技术。低出生窝重是一种表现型，它是造成断奶和生长-肥育阶段生长性能变异的主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可采取隔离生产的措施，以便节省饲料成本，其原理与分性别隔离饲养相似。在这种隔离系统当中，还可以采用各种营销策略来增加经济回报。

最后，采用更先进的人工授精技术，结合更好的公猪个体性能评估，能够让养猪业从遗传品质优异的公猪身上获得更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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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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