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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业新闻

疯狂的猪肉

2015年12月 1日 星期二

  猪肉价格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影响甚大。有人戏称,中国的CPI(consumer price index)其实是 China Pork Index(中国猪肉指数)。

2015年8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约20%,而猪肉在CPI占到3%左右的权重,因此猪肉一项就将通胀率拉高了0.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30%!而在很多时候,猪肉对通胀率的影响比这还大。

  早在上一轮“猪通胀”时期,猪肉价格就已经成为发改委价格司(201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1)的重要研究课题。中信证券的诸建芳(2010)、安信证券的高善文等(2011)、以及野村证券关志雄(2011)等等,都曾潜心研究过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我们(徐奇渊、陈思翀,2015)对生猪饲养做了实地调查,并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试图提出一个解释猪肉价格波动的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我们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构建了一个包含“仔猪-生猪”两个生产过程在内的蛛网模型。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一群具有差异性的养殖户(按照资产规模大小区分,对应于现实中的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他们对未来的猪肉价格走势具有不同的预期。同时,这项研究还通过引入农户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进一步引入了金融抵押能力,从而可以分析信贷约束的作用,并有可能对市场进入和退出(破产)进行分析。

  母猪产仔率越高,价格波动越大

  猪肉市场不同于一般农产品。比如,粮食和种子的储藏成本相对而言很低,而生猪、仔猪都有最优饲养周期,而且,猪肉储备需要保存在零下18度的冷库中,不但有较高的租金、电费成本,保质期也较短。此外,冷冻肉售价还会大大低于鲜肉价格。

  这导致猪肉和一般的粮食产品不同:(1)储备肉规模有限,且对市场调节作用相当有限。猪肉的价格主要还是由市场的当期供求决定。(2)仔猪无法像植物种子那样存着现取现用,当生猪价格上涨时,先影响到的是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怀胎数量,然后才能进一步影响到仔猪的供给量。母猪的孕期需要4个月时间,培育1头新的能繁母猪则需要6个月。这种特点可能使猪肉价格的变化机制不同于一般粮食产品,因此,我们的框架需要反映这种“仔猪-生猪”的双周期特征。

  现代养猪业其实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尤其是育种环节的科技含量很高。比如,我国母猪每年能提供的仔猪数量大约为15头(散养户更低),而国际先进水平则能够达到30头以上,丹麦甚至能够达到35头。如果能繁母猪产仔率提高,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能繁母猪产仔率提高,在长期较可能带来猪肉价格的趋势性下降,但是会导致猪肉价格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产仔率提高则产量增加,由此导致价格下降,这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会导致价格的波动性上升?如果产仔率是1:15,这时候,同样增加或者减少一头母猪,其带来的影响就会远远大于产仔率为1:9的情况——这就是乘数效应。 在过去这些年中,由于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产仔率确实在不断提高,这导致猪肉价格波动性的上升。尤其是在2008年前后,这一作用较为突出。

  散养越普遍,决策越短视

  中国猪肉市场的分散程度较高。相对而言,美国是生猪养殖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2011年其生猪存栏规模5万头以上的养殖场存栏占比为54.7%,而在2010年,该比例在中国仅为1.0%。由于产业化程度低,单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生猪养殖户可能会对当期利润率过度敏感。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养殖规模较小的农户,难以收集充足的市场信息,无法对价格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农户能够准确判断价格走势,由于资产规模太小、难以获得信贷支持,加之家庭的暂时性开支负担较大(比如看病、交学费等),农户难以做出跨时期的经济决策,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单期决策特征。

  在相同环境下,农户资产规模的扩大,就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从而能够大幅增强其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这也有利于猪肉生产行为的平滑和稳定,最终也有利于猪肉价格稳定。但是,如果宏观信贷约束较紧,即使农户资产规模提高,他们也难以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这时候,农户资产规模的扩大对猪肉价格的稳定作用也会打相应的折扣。

  这意味着,长期来看,要想稳定猪肉价格,就要促进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推动生猪养殖的产业化。 中国生猪存栏规模5万头以上的养殖场存栏占比在2002年、2008年和2010年分别为0.4%、0.6%和1%,49头以下的小型养殖户存栏占比,在2002、2008、2010年分别为71%、44%、35%。可见,中国生猪养殖的市场集中度正逐渐提高,但是,距离大规模产业化仍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还要加强对能繁母猪、生猪养殖户的信贷支持。信贷支持不仅有利于大企业做出跨期决策,也有利于有经验(对市场价格预期较为准确)的中小农户处理暂时性的流动性困难。此外,还可尝试开发猪肉的期货产品,完善价格的预期形成机制,为生产者提供金融避险工具。

  前面我们提到,能繁母猪产仔率提升会带来乘数效应的上升,因此,政策应当着力稳定能繁母猪本身的存栏数量。但是,政府一度实行的对能繁母猪直接提供补贴的政策可能得不偿失。这一政策似乎在短期稳定了生猪的潜在供给能力,但与此同时保护了小规模的散养户,阻碍了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猪肉价格的稳定。而且,从实地调研来看,由于能繁母猪和普通母猪的分辨存在较大操作空间,因此也容易产生虚报问题、影响政策效果。而如果采取信贷支持的政策来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则能够更为有效地熨平生猪产量的波动。

  何时告别“猪通胀”?

  从需求角度来看,居民收入的持续上升,将导致猪肉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下降,这将导致猪肉价格的短期波动性增强、以及长期价格的趋势性上升。但是,与此同时,猪肉消费在全部开支中的比重也在下降。2016年统计部门将启用新的CPI权重方案,从过去5年消费结构变化来看,猪肉在CPI当中的权重必将有所下调。因此,猪肉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整体影响也将有所削弱。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善文、尤宏业、莫倩、高伟栋(2011),《掀开货币的面纱之三--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解框架》,《安信证券宏观研究》,2011年8月17日。

  (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0),《金融统计分析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

  (3)周望军(2010),《稳定生猪市场的实证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第6期。

  (4)诸建芳、孙稳存(2010),《猪价、粮价调研报告》,中信证券研究报告,8月30日。

  (5)Chavas, J., and Holt, M. (1991), On nonlinear dynamics: The case of Pork cycl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3, No. 3, pp. 819-828.

  (6)Dieci, R., & Westerhoff, F. (2010), Interacting cobweb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5, No. 3, 461-481.

  (7)Harlow, A. (1960), The hog cycle and the cobweb theorem,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Vol. 42 No. 4, pp. 842-853.

  (8)徐奇渊、陈思翀(2015),《猪肉价格及其波动性:基于异质性蛛网模型的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发展展望研究系列(GDP),Working Paper No. 15.002,2015年4月20日。

 

  



来源:《财新智库研究》 作者:徐奇渊 陈思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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